■同期述評2

        證據與政策之間的“戰略學”路徑

        美國杜克大學桑福德公共政策學院凱利?布勞內爾(KellyDBrownell)哈佛公共衛生學院克裏斯蒂娜?羅伯托(ChristinaARoberto)

        循證性政策製定是重要目標之一，但僅有少量研究探討了證據對政策製定的影響。大部分研究者並不熟悉如何通過其工作產生政策影響，與政策製定者聯合在大多數情況下不具有可行性。當證據和政策存在較大分歧時，可能的解決方法通常是將研究結果傳播至媒體甚或政策製定者。

        我們製定了解決政策決斷和相關知識之間分歧的戰略學路徑(圖2)，並由研究者和政策製定者之間的雙相信息流動而衍生得出。戰略學可對傳統程式化科學加以補充，從而更好地認識到學術對政策的潛在影響。戰略學模型的第一步是確定變化因素，並在研究者和上述作用因素之間實現雙向信息流動。變化因素包括各級政府的領導者、管理機構的關鍵個體、立法者和媒體等。模型第二步為發現戰略問題。研究者和政策製定者之間的相互作用有助於確定政策製定過程中需要解決的問題。可將上述問題與傳統科學發現中的問題加以聯合，從而實現科學對政策的最大影響。模型第三步為實施戰略研究。戰略問題將產生包括研究設計、假說和分析在內的實質性研究內容。模型第四步為溝通信息以加強政策過渡。通過學術期刊交流科學信息必不可少，因為其確保了相關工作符合嚴格的科學標準。

        上述4個步驟可產生反饋回路，並以此實現政策製定過程和研究結果的相互溝通。一旦建立，反饋回路就實現證據和政策之間富有成果的交互過程。

        ■觀點

        以更開闊的視野預防肥胖

        《柳葉刀》雜誌理查德?萊恩(RichardLane)

        哈佛公共衛生學院ChristinaRoberto副教授是此次《柳葉刀》雜誌肥胖係列研究的關鍵人物之一，她在飲食心理學和消費者健康(PEACH)實驗室工作。

        她的研究工作整合了心理學、銷售、行為經濟學和公共健康各方麵，並采用了“戰略學”的新方法。她表示，戰略學意味著提出那些實施變化的人士亦想得知答案的問題，並且在可能的情況下由科學家和政策製定者共同提出問題。她所參與的一些戰略學研究已為餐廳菜單熱量標記、包裝正麵營養標簽和兒童食物銷售等政策製定提供了信息。

        Roberto所領導的團隊主要研究營養相關信息如何溝通交流。傳統的營養信息溝通方法通常依賴於過度複雜的信息形式，而這很大程度上限製了向消費者提供信息的能力;將其轉變為更為簡單的觀念，則將對消費者決策的製定產生更大影響。

        她設計的一項隨機對照研究顯示，就餐時瀏覽菜單熱量標簽的消費者，其點餐和進食量均減少，並且包含每日熱量攝入推薦的菜單能夠預防消費者在餐後進食更多食物。

        Roberto在博士期間認識到了戰略學的重要性，並通過與經濟學者、政策專家和律師等接觸了解了跨學科研究的重要性。她的研究解答了一些當前最為急迫的公共衛生問題，並為營養和肥胖預防相關公共政策製定建立了科學基礎。她表示，我們當前正處在運用科學知識和日益增長的力量，從而開始真正解決肥胖和膳食不佳等全球性問題的關鍵時刻。

        ■鏈接

        《我們的體形》一書簡介

        克裏姆.麥克弗森(KlimMcPherson)

        《我們的體形》一書對數個關鍵性國家當前超重和肥胖的狀況進行了詳細描述。該書作者莎拉?波士利(SarahBoseley)的分析具有重要意義，尤其是對於大多數仍相信肥胖流行為自身錯誤的我們。肥胖日益增多是一種可預測的真正威脅，按照當前趨勢，2030年時約70%的40歲以上成人將超重或肥胖，並產生嚴重經濟後果。

        解決肥胖這一公共健康問題的唯一實用性方法為獲得可觀的公眾支持。喚醒公眾對肥胖問題的認知是該書的主要內容。肥胖流行是一種經濟、政治和社會現象，因此亦需要從政治方麵解決此問題。然而，目前在許多國家並沒有強有力的針對肥胖問題的政策與決策團隊，進而無法依賴其應對肥胖難題。

        一些循證方法已被加以嚐試，例如對不健康食物征稅、減少高熱量食物供應、提供適當的產品標簽等。

        作者表示，食品行業正在越來越“嫻熟”地使我們食用更多垃圾食品，有些人對這種普遍存在的誘惑具有抵抗力，有些人則會輕易發胖。而對食品行業的某種形式進行控製以減少肥胖流行存在較大難度，該書作者提出的各種方法均遭到食品行業的反對。

        同時，該書作者對節食進行了更為深入的探討，並認為其可能弊大於利。我們生活在一個大部分疾病可通過醫學解決的時代。減肥手術設法改變我們的解剖和生理結構，並對肥胖具有短期效果，但此療法不能解決人群性的問題。目前需要的是大範圍的行為改變，但我們所看到的行為轉變並不令人滿意。政府需要在事態變得不可挽回之前實施更多的財政和法律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