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疫球蛋白A腎病(IgAN)，最早由Berger在1968年描述，是世界範圍內最常見的腎小球腎炎類型，也是終末期腎病(ESRD)的重要原因。重要的是在診斷時確定高危患者，不僅對治療策略和臨床試驗的選擇，而且對患者健康教育。近幾十年來，有報道稱數十個臨床危險因素，包括蛋白尿、高血壓和腎活檢時估計的腎小球濾過率(eGFR)與IgAN中較差的腎髒預後相關。除了基線臨床參數外，診斷後隨訪前2年的蛋白尿或血壓與IgAN的預後也有明顯的相關性。在這些危險因素中，基線eGFR被確定為最一致的指標。該領域的一個突出問題是，結合係膜細胞增生、毛細血管內細胞增生、節段性硬化、間質纖維化等病理指標，能否提高臨床指標預測預後的準確性。

        我們的目的是驗證一個國際合作研究提出的三個IgAN風險模型，以及一個擴展的CKD隊列與我們的多中心中國IgAN隊列產生的另一個CKD風險模型。

        活檢證實的IgAN患者基線時eGFR≥15 ml/min/ 1.73 m2，至少隨訪6個月。主要結果為綜合結果(eGFR或ESRD下降50%)和ESRD。這些模型的性能是通過鑒別、校準和重新分類來評估的。

        共有2300例符合條件的病例登記。在中位隨訪30個月期間，288例(12.5%)患者達到複合結局，214例(9.3%)患者達到ESRD。使用複合結果進行分析，臨床、Limited、Full和CKD模型具有相對良好的性能，C統計量相似(分別為0.81、0.81、0.82和0.82)。以ESRD為終點時，4種預測模型的預測效果均較好(C統計量均為> . 0.9)。亞組分析顯示，對於基線eGFR較高(≥60 ml/min/1.73 m2)的低危患者，包含臨床和病理變量的模型(Full模型和Limited模型)比隻包含臨床指標的模型(clinical模型和CKD模型)具有更好的鑒別能力。

        總之，我們在中國IgAN隊列中驗證了最近報道的IgAN和CKD風險模型。與單純臨床模型相比，添加病理變量可以提高基線eGFR≥60 ml/min/1.73 m2的低風險IgAN患者的ESRD預測能力。

        表1 預測5年複合結局(50% GFR下降或ESRD)和ESRD的不同模型的擬合優度。

        表2 對於總組，比較模型在活檢後5年驗證隊列中預測兩種結果風險的辨別性能(ESRD或50% GFR下降;ESRD)。

        圖1 |使用臨床模型(A, E)、CKD模型(B, F)、有限模型(C, G)和完整模型(D, D)觀察到的與預測的5年ESRD的概率和校準曲線H).預測和觀測事件概率估計表示風險預測模型的平均預測概率和被分成預測概率四分位數的總體的平均觀測概率。對於這些模型，風險組基於線性預測器的第16(最低風險)、第16 - 50(中等風險)、第50 - 84(較高風險)和高於第84(最高風險)百分位。在臨床模型中，四分位數1至4的平均預測概率(%)vs.觀察概率(%)類別分別對應0.02% vs. 0.35%、0.25% vs. 0.33%、3.14% vs. 2.00%和20.36% vs. 22.26%;CKD模型分別為0.03% vs. 0.35%、0.24% vs. 0.33%、3.01% vs. 1.67%和20.65% vs. 22.97%;有限模型分別為0.03%:0.00%、0.21%:0.33%、2.53%:2.50%、21.74%:21.55%;全模型分別為0.03%對0.00%、0.22%對0.50%、2.42%對1.50%和21.95%對23.32%。此外，Hosmer-Lemeshow檢驗表明，有種族的全模型p值>0.05，即模型擬合優度是可接受的。

        圖2 |不同亞組四種模型預測5年ESRD的生存ROC曲線。臨床模型、CKD模型、有限模型和完全模型在總患者中的曲線下麵積(AUC)和95% CI (A);基線eGFR < 60 ml/min/1.73 m2的患者(B);基線eGFR≥60 ml/min/1.73 m2的患者(C)。

        原文出處：OuyangY,ZhaoZ,LiG,et al.A Validation Study Comparing Risk Prediction Models of IgA Nephropathy.Front Immunol202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