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組來自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以下簡稱“交醫”)附屬13家醫院青年人才的調研數據，“刺激”到了交醫院長、中國科學院院士陳國強——即便把45周歲作為青年人和中年人的界線，科室正主任中的青年人隻占0.4%，副主任中的青年占比隻有4.78%。

        “我們這代人，30多歲擔綱科室主任、副主任，甚至醫學院校副校長的比比皆是。現在的年輕人為啥上不來?”今年57歲的陳國強說，從這次新冠肺炎疫情中的青年醫護人員表現來看，現在的年輕人不是能力不行，而是缺乏一個讓他們擔當和展示能力的空間和平台。

        “疫情使得醫護人才缺口被放大，醫學界是時候要有組織、有謀略地培養一批血氣方剛、敢闖敢拚的年輕人了。”陳國強說。疫情期間，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共派出569名醫護工作者援助武漢，其中大部分是80後、90後青年人。

        醫學青年人才的數據，是陳國強長期最關心的“硬核”問題，他認為當前的青年人才儲備將在10年後成為中國高校爭創世界一流的中堅力量，也是若幹年後遇到類似新冠肺炎疫情之類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時的關鍵儲備。

        關心青年醫護不能 “掛空擋”

        1月24日，除夕，上海第一批援鄂醫生啟程開赴武漢，陳國強為醫生們送行。“送行時，我發現多數醫生沒有防護知識，他們要到了武漢再培訓。”陳國強說，這些發現引發了他一係列思考，他和同事很快就在疫情初期就撰寫了《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疫情下的思考》，最早從10個方麵分析公共衛生麵臨的短板，並提出建議。文章一度登上了熱搜榜。

        在他看來，逆行的醫護人員隻能臨時抱佛腳，現場緊急學習防護技能，增加了感染風險。此外，由於多年來醫學專業領域越分越細，很多醫學生早早選定了專業，導致“博學而後成醫”成為一句空話。

        以這次逆行到武漢的醫生為例，不少呼吸科專科醫生由於日常專注於肺癌等慢性疾病治療和科研，一些危重症呼吸疾病的常規治療手段，如ECMO(即人工肺，記者注)等並不掌握，還要臨時參加培訓。

        青年醫護的成長還麵臨諸多困境，大多數醫護人員收入不高。針對交醫附屬13家醫院的調查顯示，45歲以下青年醫生的年薪平均水平，與醫生有6.7萬元的差距，青年護士的收入與護士平均收入有2.4萬元的差距。

        “以他們現在的薪資水平，要跟他們談樹立理想，真的有困難，畢竟他們不是我們那代青年。不是說讓醫生富到哪裏去，選擇了醫學就選擇了不為自己，但不能讓醫生‘窮得想富’。”

        陳國強說，除了收入差距，調研還顯示青年醫生以通訊作者身份發表論文或作為負責人承接國家重大項目的比例也不高，但這個年紀卻正是科技創新的黃金年齡。

        比如，有的臨床科室主任會與青年醫生、博士合作論文，自己貢獻不多，卻把名字署在比真正幹事的年輕人更重要的位置。

        “說起來，他們也都是各種專業協會會長、副會長、理事之類的，平時也天天嘴上喊著要關心青年人成長，卻沒有拿出實際行動。”陳國強說，這種狀況必須改變，“青年興，學科興;青年強，醫學強”。

        拿不出朝氣蓬勃的青年學者，什麼“一流”都是浮雲

        近年來，醫學界出現了“小學科”不受重視的“大問題”。這些所謂的“小學科”，其實都是非常重要的學科，比如公共衛生學科、預防醫學學科、病理科、感染科、麻醉科、小兒科等。而這些學科不受重視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沒有經濟效益。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發也引發了一波針對公衛人才缺失、護理人才缺失的討論和關注。中青報·中青網記者注意到，這種關注似曾相識，2003年SARS疫情期間，相同的話題也有過一番熱烈的討論，但17年後的今天，“小學科”不受重視的問題依然存在。

        “以病理科為例，病理是醫生診斷疾病的基礎。一個病理醫生拿了組織切片在玻璃上看得眼睛都要花了，一次檢測根據國家定價才值幾十元。”陳國強說，是市場環境導致這些重要的學科變成了“小學科”。

        他坦言，如今不少醫院都把醫學力量集中於慢病，甚至每個學科都圍繞腫瘤而設，連呼吸學科也以肺癌為主，“大家早已詬病的小學科如感染學科、病理學科、麻醉學科、兒科學等邊緣化，醫院發熱門診薄弱等現象，都使得早期的抗疫進程顯得捉襟見肘”。

        記者注意到，近十年來，交醫在人才引育上下了苦功夫。以“評博導”為例，過去評上博導的一般為教授級別，偶爾會有副教授評上博導。但從去年開始，“學術重大貢獻”成為破格提博導的重要依據，16名青年人被破格提名上來，最終11人成為博導，平均年齡36.2歲，最年輕的一名博導隻有30歲。其中，臨床醫生6人，基礎醫學3人，公衛專業1人，生物專業1人，涵蓋了多個“冷門小學科”。

        “醫學院拿出了決心，但附屬醫院及其科室不一定能認清問題的嚴重性。青年人沒有權力、少有發言權，能不能得到這種機會?如何鼓勵在業務上有發展潛力的青年走向行政崗位?”陳國強說，一流大學的發展需要權威，更需要一群血氣方剛、朝氣蓬勃的青年學者支撐，青年人如果找不到這種舞台，那麼學校論文發得再多、引用數據再漂亮，恐怕也都是“浮雲”。

        陳國強認為，青年一代的理想信念、精神狀態、綜合素質是一所高校和醫院發展活力的重要體現，也是其核心競爭力。高校內涵發展要體現在青年學者敢衝、敢闖上，“一個青年沒活力、論文發很多的學校，即便國際排名靠前，也談不上一流水平。隻有青年人有理想、有擔當，學校的內涵發展才真正有希望。”

        打出組合拳，做青年的“天使投資人”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注意到，上交醫學院實際上從2013年開始就有組織、有計劃地“捧青年”。2013年，醫學院設立“九龍獎”，每年評選20名35歲以下醫教研領域的優秀青年，給予2.5萬元到5萬元不等的獎勵;2014年推出上藥杏林獎，每年給教學領域有突出貢獻的10名青年教師獎勵8萬元;2015年啟動“雙百計劃”，培養100名研究型醫師和100名臨床專職科研人員，每人每年10萬元經費資助，兩年淘汰率分別為45%和20%;2017年推出創新團隊計劃，青年人在團隊中占比達到69.4%;2018年推出博士後激勵計劃，采取2+X的培養模式，用與美國博士後平均收入的同等水平吸引優秀人才;2019年開始破格提拔博導。

        這套“組合拳”背後，是醫學院領導班子的精心布局。陳國強說，“麵子、票子、裏子全都要給優秀青年人準備好。”

        比如，九龍獎和杏林獎，分別涵蓋了35歲以下和35歲至45歲的青年群體;雙百計劃關注到了那些“小學科”、待遇低、邊緣化的研究人才;博士後計劃招收了約15%的外籍學者;博導破格充分考慮到了對“小學科”的激勵。

        “這些錢，是想讓臨床醫生們周末少出去跑跑，靜下心來做點有意義的研究。”陳國強曾在公開場合調侃一些臨床醫生的現狀——苦不苦，看看機場的禮拜五;累不累，想想醫生周末開的會。

        “醫生們也不想去外地開刀、不想參加那麼多的會，但他們收入低，開刀能掙錢，開會能混人緣、跑項目、打招呼。”陳國強常常勸年輕醫生，“不要跑會了，拿出一個像樣的、真才實學的臨床研究成果來，別人來找你要合作，他們就是你的人脈了”。

        博士後培養方式的改革，也是一個道理——用國際化的收入水平和公平公正的平台讓青年人“冒頭”。優秀的本土人才、海歸博士、外籍人才都是一個待遇、一套標準。

        據悉，上交醫學院現在對30歲左右的博士後提供20萬元至35萬元不等的年薪，未來還將為出站留院工作的優秀博士後提供不少於50萬元的房貼、建立職稱聘任綠色通道等。

        經費上，醫學院設計了“三三三”出資模式，即入選的博士後導師、醫院、醫學院各出三分之一，三方同時擔任該博士後科創道路上的“天使投資人”，三方共同培養、考核、支撐人才發展。

        陳國強說，如果有一天，國際上優秀的博士紛紛湧入交醫來讀博士後或者工作，“那我們離‘一流’就不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