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個呼吸科醫生，平日裏門診最多的是胸腔積液、哮喘和慢阻肺的患者。但就研究方向而言，我唯一的學術興趣自2003年以後就隻集中在胸腔積液這一亞專科。除了與胸腔積液直接有關的論文，我絕對不希望我的姓名出現在其他方麵的論文的作者署名裏。

        完全是因為學術興趣的關係，我所閱讀的文獻幾乎全都與胸腔積液有關，別的呼吸病的研究論文或綜述基本無暇顧及，非呼吸科的東西就更不用說了。不過，有時候對於一些具有重大影響的論文也會粗讀，譬如說2015年發表在NEngl J Med那篇著名的SPRINT研究論文(Arandomized trial of intensive versus standard blood-pressure control)[1]。SPRINT研究的結果驚動了整個醫學界，直接導致AmericanCollege of Cardiology/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 Task Force於2007年在製定成人高血壓病防治指南時，將高血壓病的診斷標準從原來的140/90 mmHg各降低10 mmHg，為現在的130/80 mmHg[2]。

        在SPRINT研究[1]中，9,361例收縮壓≥130 mmHg並存在心血管疾病風險、但無糖尿病的患者隨機分成兩組，一組將收縮壓控製<120mmHg(積極幹預組)，另一組則按照傳統的標準控製血壓<140mmHg(對照組)。主要觀察指標為心梗、其他冠心病症狀、中風、心衰、或因心血管疾病導致的死亡。

        SPRINT研究進行了3.26年之後被迫中止，原因是積極幹預組的主要觀察指標發生率顯著低於對照組。研究結果表明，積極幹預組中的243例患者(每年1.65%)出現了心梗、其他冠心病症狀、中風、心衰、或死亡，明顯低於對照組的319例(每年2.19%)(風險比為0.75，95%可信區間為0.64～0.89，P<0.001)。此外，積極幹預組的全因死亡率也顯著低於對照組(風險比為0.73，95%可信區間為0.60～0.90，P=0.003)。也就是說，對於那些存在心血管疾病風險而沒有糖尿病的人群來說，將收縮壓控製低於120mmHg能夠大大降低致命性和非致命性心血管事件的發生率，並能大大降低病死率。

        何為好的臨床研究?好的臨床研究就是那些研究結果能夠引領學科發展方向、改變人們對某一個醫學問題的傳統觀念、改變某種疾病的診治方案的醫學研究。通過這樣的好研究，患者將獲得更多的近期和遠期裨益。為什麼說SPRINT研究是好的研究?因為該研究的結果明明白白地告訴人們：每4名收縮壓≥130mmHg並存在心血管疾病風險、但無糖尿病的患者，因為積極控製了血壓就可以避免1人因為高血壓而死亡。

        基於SPRINT研究以及其他多項相關的高質量研究的結果，2017版指南依據血壓將成年人分成以下4組：血壓正常組：收縮壓<120 mmHg和舒張壓< 80 mmHg;血壓升高組：收縮壓120-129mmHg和舒張壓< 80 mmHg;高血壓1期：收縮壓130-139mmHg或舒張壓80-89 mmHg;高血壓2期：收縮壓≥140mmHg或舒張壓≥90 mmHg。

        調低高血壓病的診斷標準不是某一個權威或一組專家的意見，那是基於嚴謹科學研究結果而製定的指南。指南不是死教條，任何人都可以質疑和批評。但是，質疑嚴肅的指南需要拿出自己或他人的數據，這些數據是需要經得起推敲的。中國人的高血壓數據與西方人完全有可能存在差異，130/80 mmHg未必適合用於中國的人群。到底是否適合?最能回答這個問題的是國內的研究數據，個人的主觀看法永遠不重要。140/90 mmHg這個老標準也是美國人先前製定的，很可能從來就不適合於我們。

        自然資源對於一個國家的發展有重大的促進作用，這個道理婦孺皆知。但是，某一個國家是不是地大物博，對於其發達程度則無關聯性，以色列和日本就是很好的例子。時不時聽到有人說，中國有大量的病例資源，對於開展臨床研究具有得天獨厚的天然優勢。事實好像不是這樣的，觀念優勢比資源優勢重要一億倍。譬如說，國內任何一家大型綜合醫院的呼吸科門診，每年接診的結核性胸膜炎患者就多於美國全境，然而，國際上的關於結核性胸膜炎的診治指南還得由美國人來寫。

        這麼說，我自己心裏很沒有滋味，隻是家國情懷改變不了醫學科學的現狀。要有所進步，需要我們改變觀念，一輩子埋頭於做實際的工作。英文單詞data有兩個基本的含義，一是數據，二是資料。數據化的資料，這是科學的基石。